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五重间谍”

卓越的孤胆英雄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1932年春，通过表兄、黄埔一期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

　　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锋联系上。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冯雪锋建议他以青帮身份“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办起了时事刊行社。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立下了后来为历史所传颂的“两次大功”当中的一次。

那是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杀臭名昭著的汉，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辉煌的战略情报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他们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

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最后的岁月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

　　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又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然已不在人世了。1982年潘案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但困扰他的种种“左”的做法，仍叫他晚年不得安宁。临终之前，精神也极为紊乱。1987年11月26日，袁殊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

一段噩梦般的经历:历史上唯一卖身为奴的公主

在历史上，当国破家亡之际，那些坚持活下去的公主，其不幸的遭遇则种种各异，离奇的程度超出我们想象，也超出史家记录的范围，我们所能了 解的并不多。痛苦就像千百年前的流星。早在我们注目之前悄然滑落，永远沉寂。但历史确也记载下来一件公主卖身为奴的事例，那便是西晋惠帝的次女临海公主曾 有过这样一段噩梦般的经历。
　　
　　晋惠帝的皇后贾后生有四个女儿，长女河东公主、次女临海公主、三女始平公主及小女哀献皇女。其中，次女临海公主命最不济。
　　
　　临海公主原被封为清河公主。西晋灭亡，洛阳大乱，皇族纷纷逃难．她途中与家人及姐妹失散。一名乡村野夫发现了落难的清河公主，他并不知道公主的真实身份，竞为几文钱将她转卖给吴兴县的钱温作奴婢。
　　
　　钱温有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为人自私专横，尤其对身边的家僮侍婢。更是颐指气使，非打即骂。钱温买得公主后，便将她送给爱女当丫头。公主一生中最苦难最卑微的生活便由此开始了。
　　
　　清河公主生得仪表端庄，因为身上带着皇室血统，一步一颦都极有韵致，那是一种非小家碧玉所能及的气度。这很使钱女妒忌，她套问公主被卖之前的身份，公主都避而不谈。
　　
　　钱女对公主相当冷酷。动不动就差她做这做那，稍有不慎就用鞭子抽打，关在黑房间，几天几夜不供吃喝。公主孤苦伶仃，举目无亲。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她心想，从前做皇女的时光再如何繁华，终究也是一场过眼烟云。她认了命。
　　
　　晋元帝在江南恢复了晋朝，史称东晋。
　　
　　清河公主听到这一消息，仿佛在黑暗中抓着了一线希望。钱女差她外出购买脂粉时，她乘人不备，逃出火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都城，求见当朝天子。然而门 口的卫士见她衣衫褴褛，一身奴婢打扮，不相信她就是前任晋惠帝的女儿。在她赌咒发誓之后，卫士将信将疑，终于同意向上禀报。
　　
　　在元帝面前，公主涕泪惧下，陈诉了这些年来的颠沛流离及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元帝感叹皇女的不幸，更愤怒钱温及其女儿如此虐待公主。他命人押来钱温及其女儿，送入死牢。
　　
　　不久．晋元帝改封清河公主为临海公主，下嫁宗正曹统。公主的生活，终于云开雾散。她作为公主曾被卖身为奴的经历也堪称史之唯一。

忠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性质的武装

日前，收看了由同名红色经典样板戏改编而来的电视剧《沙家浜》，在深深的被陈道明、许晴、刘金山等演员的精湛演技折服的同时，也为该片的编剧尊重客观史实，还原历史本貌的严肃立场所感动。

忠 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性质的武装，在过去的样板戏中，面对阿庆嫂曾提出——“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这样尖锐的疑问，沙奶奶以一个漂亮的高腔给 出了明确的答复：“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为什么不救中国助东洋，专门袭击共产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厚颜无耻丧尽天良～～～昂 ～～昂～～～”

那么，忠义救国军难道真的等同于伪军吗？如果国人接收了这样的一个判断，那真是千古奇冤了！事实上，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在抗日战争时 期战功卓著，声名显赫的特种武装部队，共产党、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8年，忠义救国军同样也坚持抗战8年，可是，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却完全没有他们应有的 公正地位，偶有提及也是作为破坏抗战，制造摩擦，日蒋勾结，残害人民的反面典型出现，那些曾经战死沙场的忠义救国军将士们泉下有知，怎会不心寒呢。

忠 义救国军成立于淞沪抗战时期，前身是由军统局和杜月笙合作组建的别动队，负责配合国民党守军对进攻上海日军展开情报搜集、破坏、袭扰、暗杀等特务活动，初 期成员大多是上海的帮会分子和各地流亡的农民，战斗力有限，后来随着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溃败而撤到上海郊县和浙江天目山区坚持隐蔽斗争。

后来随着形式发 展的需要，戴笠已不满足于特工人员的小打小闹，决定抓起一支自己的特务武装来壮大实力，于是由军统局牵头协调国防部，第三战区，在原来别动队的基础上收 拢、收编了大批溃败的国军余部和地方武装，整编成一支隶属于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于是有了胡传魁这样的草包司令，当然也不全是这样的人物，重庆国民政府委 派一批高级将领担任各部指挥官，戴笠也抽调一批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和几期特训班的学员充实到这支部队当中，帮助实现部队正规化建设，电视剧中的刁德一和刘 副官应该就属于这样的情况。所以，原来的样板戏把刁德一的身份定位成日本特务，是大错特错的歪曲丑化，新版电视剧中对此已作出了纠正。

经过整编， 忠义救国军的人员素质和战斗力得到明显提高，他们在宁沪杭广大地区积极开展对日作战，破坏交通设施，袭击日军据点，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战绩，极大的振奋了沦 陷区人民的爱国热情，因为政府从来就没有抛弃过他们，政府军就一直战斗在他们身边。特别是1942年的除夕夜，由戴笠亲自指挥，几路忠义救国军同时对日寇 占领下的上海展开破袭战，给敌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虽然这次战斗取得的成果不能与八路军百团大战相提并论，但是忠义救国军敢于进攻上海这样沦陷 区的大都会所造成的国际影响是空前轰动的，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日决心。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上海郊县仍处在重庆国民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所以， 日军和汪伪武装年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行动，目标一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再有就是针对忠义救国军了。所以，你能说忠义救国军是一支不抗日的武装 吗？

抗战后期，戴笠通过中美合作所的关系，为忠义救国军争取到了大批美式装备，同时命令各部积极做好配合美军即将开展的在东南沿海登陆作战的准备，全面对 日寇展开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在第一时间光复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最终不辱使命的完 成了这支军队孤悬敌后，抗日到底的光荣任务。

当然，忠义救国军基于旧军队的本质，在八年抗战期间也不是铁板一快，出现过叛徒，汉奸和逃兵，也出现 过欺压老百姓的兵痞、败类，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不能因此将整支军队定性为“汉奸、走狗、卖国贼”，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就像小说《红岩》中把 中美合作所定义为残害人民的特务机构一样，事实上，中美合作所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专门针对共产党的情报机关，而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个机构也根本就不存在 了。中美两国的情报人员通力合作在战争中搜集、破译了日军大量绝密情报，为中国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包括美军在 太平洋战争中击落日军山本五十六座机以及中途岛战役的胜利，都是基于中美合作所的有力情报支持。这些历史的功勋现在全部被一笔抹煞了，可叹，可悲啊。

至 于电视剧里的刁德一为何要绞尽脑汁，不遗余力的残害新四军伤病员呢，很简单，职责始然。忠义救国军的使命除了抗日以外，就是执行蒋介石“防共、反共、限 共”的一贯方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对特定地盘的有效控制。陈道明成功的把刁德一演绎成一个尽职尽责，无怨无悔，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秀特工人员，最后带着壮志 未酬的遗憾做了新四军的俘虏，呵呵。

按照样板戏里的剧情，人民政府最后要公审刁德一和胡传魁以平民愤，这完全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善恶有报”的习惯思维模 式，在当时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第一，共产党最初在江南只有抗日游击区，而没有根据地，也从来没有建立过像华北那样的边区政府，所以根本就没有合法的审判 权，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汲取了以前的项英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教训，陈毅才在苏北正式建立新四军的第一块根据地。第二，基于刁德一军统特工人员的身 份，新四军绝不会自做主张进行审判的，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像八路军在华北对待“摩擦专家”朱怀冰一样，礼送出境了事。至于胡传魁吗，如果汉奸的罪名落实 了，倒是可以就地枪毙。呵呵

其实，所谓摩擦，应该都是双方的责任，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可是现在，我们听到的都是单方的指控与揭露，胜利者有亏 名节的事情全部被不动声色的巧妙掩饰过去了。比如在山西，中共通过渗透，控制，最终拉走了阎锡山的抗日决死队和牺牲同盟会，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抗日民 众的觉悟。

再者如张露萍，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根据她的事迹改变的电视剧，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永远的丰碑》也回顾了她的事迹，她在抗站期间打入国民 党军统局内部，成功的组织起一个情报小组，为延安输送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后来不幸暴露，但是她至死也没有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请注意，在国共合作时 期，这样重大的间谍行为是不是有破坏统一战线之嫌呢！因此，在张露萍牺牲后长达四十多年里一直没有把她列入烈士名册，直到曾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 过这个情报小组的叶剑英委员长的亲自过问下，才恢复了她的革命烈士身份，彻底洗刷了她身上背负的“军统女特务”的骂名。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随着历 史一页一页的翻过，时光一天一天的流逝，可惜很多历史时间的细节已经无从探究其本来的真实面貌了。

为何八年抗战安徽却安然无恙? 李品仙功不可抹

在有关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关安徽的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与当时全国各地与日军惨烈激战相比，安徽风平浪静，犹如一避风港。但是任何一个爱安徽的人有理由知道当时2000多万英勇悲壮的安徽军民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
　　
　　安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位居中原合纵连横数省，厉害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日军顺利占领安徽，就可以作为进攻整个中国命脉的大后方武汉三镇的一个重要踏 板，给国军最沉重一击，加速国民政府灭亡，使四万万中国人万劫不复，永不超生。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日军对安徽垂延三尺，八年抗战日军之所以未能占据安徽， 并非日军对安徽有什么特殊感情，而是实在啃不下这块中原硬骨头。时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品仙二级上将是八年抗战中国军最杰出，最成功的将领之一，整个抗日战争 可以用堪称完美来形容。相比于早已名成利就的其他国军抗日名将，如卫立煌，傅作义，张自忠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历史为何对他和2000多万安徽军民抗日功 绩总是轻描淡写时，恐怕于他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他即非国民党嫡系，也非GCD领导的抗日武装，而是第三势力李宗仁手下的一员干将，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和 持不同政见的学者的偏见，他和2000多万安徽军民英勇抗日事迹就此作古沉沦。
　　
　　李品仙，人品令人不敢恭维，此君曾在蒋中正的默许下，盗了楚怀王的墓，人称孙殿英第二，还2次出卖了自己的上司白崇嬉，气得李宗仁欲将之扫出家门而后 快。但是其人品虽然不行，但是打仗却是强项，在八年抗战中，他的军事才华无可挑剔，不但得到老蒋的嘉奖，连日军也对他敬畏三分。在徐州会战，他指挥的国军 在津浦铁路南段让增援台儿庄的日军动弹不得，自顾不暇。由于他和张自忠（山东临浠）一南一北完美阻击，使攻打台儿庄的日军2个王牌师团顿成瓮中之鳖，被李 宗仁将军领导的杂牌军全歼，这是日本陆军建军有史再惨重的失败，此事惊动日本天皇，原本全国为天皇生日祝寿的PARTY，，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军事复仇会 议。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调动华北一切可挪用的40万日军决定与李宗仁60万杂牌军于徐州决一死战。这是后话，后来李宗仁为避免重蹈松沪会战覆辙而完美跳 出包围圈，保住了这60万有生力量，为保卫大武汉留住希望。在他的老巢大别山地区，日军和皖军正面硬撼就领教了什么叫做强龙难压地头蛇的厉害，结果日军惨 败而归，从此再也不能越雷池半步。1939年，日军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下省会城市立隍，却陷进四面楚歌的安徽军民，甚至土匪的轮番袭击下疲于奔命，苦不 堪言的境地。日军自此再也没有能力在安徽组织新的进攻。在安徽，日军面对颇具战斗力的国军精锐和同仇敌忾的民众，显得比其他地方日军更士气低落，信心不 足。由于治军有方，李品仙被荣升为第10战区司令长官，而他领导下的188，189师被老蒋钦点为国军模范，并亲自题词“军队要学一八八，一八九”。驻皖 国军虽然是杂牌军，但是其战斗力比国军任何一支王牌都要强悍和硬朗，连一向骄横的日军和他交手时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而在随后进行的广济，随枣战役中，每 次都给日军重创，打死日军数千人，而自己伤亡就减半，创造中日军队战损比例1：2的骄人纪录，而整个中日战争，一个中国师（约1万人）在战术对头，配合默 契的情况下才和日军一个联队（约2000人）打成平手，若有差池就被日军一个联队收拾掉，由此可见中日国力和军力的差距有多大，从这就不难看出日军对李品 仙既敬畏又仇恨了。

逝者如斯 ——读《狱中上梁王书》有感

　　西汉邹阳，会写几篇文章。据说当时会写文章的，如果不厕身王权之下，大都是没干饭吃的。不像现在的文人，实在无饭可吃的话，可以写一些拿来卖钱的文章。日子要好过多了。

　　起先，邹阳投靠的是吴王。偏偏吴王好好的吴王不做，要谋反，邹阳说了他几句，大概是“你不该谋反”之类的话。吴王不听。文人邹阳也无可奈何。也许是看到吴王成不了气候，自己跟着他只会遭殃，所以就改投到梁王的幕下，成了梁王的人。

　　文学史上说邹阳入梁王幕后，慷慨不苟合，颇遭人谗忌。——这也许是文人的通病。后世的文人则要收敛得多，大概是前车之鉴，后世之师的缘故吧。

　　个别人进谗，梁王不信。等到大家都来说“邹阳这小子实在很坏”的时候，由不得梁王不信。于是把邹阳抓了起来，关在死牢中，要杀他。

　 　大概到了这个时候，邹阳也急眼了。怎么办呢？当面跟大王说，铁定是没有机会了。只有偷偷地给大王写信，或许还有生的希望。于是，《狱中上梁王书》便新鲜 出炉了。至于它怎么被上传到梁王之手，实在是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梁王看信后，大为感动，即刻释放了他，并且还提拔了他。写文章能写到这个水平，当真了 得。

　　汉大赋讲究的是铺张扬厉，时人多习之。邹阳写给梁王的信，也没能跳出大赋的圈子。很大气，典故用的忒多。

　　其中有十个典故，涉及到十个古人。思来想去，逐个点评一下，也是件颇为有趣的事情。

　 　其一：尾生。此人为践诺，居然不知变通，顽固地守在约定的地方，洪水来时也不知暂避，终被淹死。虽然是至信之人，符合传统文化中“重然诺”的品格，终究 是无谓地陪上了身家性命，除被当作典故和唬人的榜样外，似乎毫无用处。他不过是一个早已枯干的标本，在当下只能当作是一个“诚信”的极限。误己，也于人无 用。邹阳及后世文人屡屡提起尾生，不过是取其所需，聊以自慰罢。

　　其二：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去兮不复返”，固然壮哉悲哉，勇气可 嘉。食人俸禄，为人消灾，可叹如斯夫！燕丹小儿，有何勇谋？其智可比始皇否？其度可比始皇否？皆不可比。一介匹夫，豢养几枚棋子，以泄私愤耳。荆轲用其一 命偿还燕丹豢养之恩，乃小义也。后人将他上纲上线，以为他是为了家国大义，未免牵强。

　　其三：卞和。善识玉者莫若卞和。卞和能见璞及玉，由表 及里，眼力真是十分了得。无奈技艺虽高，却不能看透世相。三进璞玉，两次被刑，以至失去双脚，依然执著无悔，不将玉献给王誓不罢休。他的可悲之处在于，拘 囿在王权的圈内，不懂得玉的真正价值。卞和仅仅是个识得几块玉的世俗工匠而已，非真人烈士。

　　其四：李斯。和荒淫无道的人相处的最佳方式就是荒淫无道。李斯不像赵高，做不到指鹿为马，更不能与其主一样荒淫，于是被戮伐了，死于荒淫之手。

　 　其五：箕子，纣之叔父。箕子装疯，可见做个正常人也是一件难事，一件辛苦事。自己的侄子荒淫，又不听自己的劝谏，只好闭口不言；内心虽然憋屈，又不能离 家出走，还想维护着侄子的“清誉”，思来想去，也只好装疯卖傻了。做人难，不知道好好的正常人不做，偏要装成精神病人难不难？——恐怕也不容易。

　 　其六：伍子胥。“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说的是淮阴侯韩信。其实，比韩信更冤的是伍子胥。伍子胥助吴灭楚，是其快意之事：既报家仇，又成就 名业。然而幸福是短暂的。位高权重后，文人的通病又发作了，以为自己说的话，夫差即使不听的话，也要作个参考。万万没有料到吴王把自己塞到皮袋子里，抛入 江中，成了个憋死袋中的冤鬼，至死不能出头。

　　其七：樊於期。此人没有《干将莫邪》中的眉间尺运气好，眉间尺自戕其头，托侠士献于王，伺机行刺，果成其事。樊於期也自戕其头，托人献于王，伺机行刺，却一败涂地。樊於期若九泉有知，只能感叹所托非人，时不利兮。秦将樊於期的事例再次告诉我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八：白圭。苟求性命于乱世，却求闻达于诸侯。他做到了。在中山国做了件错事，让主人失掉六城，自知性命不保，于是突奔至魏，为魏所用后，反掉头吞噬旧主。其朝秦暮楚之功，不在他人之下。

　 　其九：许由。正经人说他是个怪人，文学家说他任逍遥，隐者以其为楷模，游山玩水，乐哉悠哉。我相信儒家所倡“有道出（仕），无道隐”的处世模式，所以诧 异于他不肯出仕的举动，因为尧在我心目中还算是个不错的首领。不肯接尧的班、不肯做九州长也就罢了，偏还以为尧的授意玷污了他的耳朵，于是跑到颍水河畔洗 自己的耳朵。

　　许由洗耳的举动，在现在看来，可有“作秀”的嫌疑？其实，谁又知道许由能不能胜任尧的任命呢？莫不是怕自己干不好吧？如果真是这样，他该算是个明白的人了，因为按照孔子的说法，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其十：杨恽。司马迁外孙。坦率的性格很容易得到赏识，也容易遭遇祸患。杨恽便是典型。性格成就了他，也毁了他。其为人也，坦率自大，刻薄而好扬私，因而 开罪于人，终被人诋毁下狱，又因一封信触怒天威，致使腰斩于市，妻子离散，凄兮惨兮。胜景不再，盛年易散，真是世事无常，古怪多舛。邹阳用杨恽一典，颇有 深意。

姑妄言之且听之。邹阳借古人为自己开脱，我借邹阳为自己研磨煮文，竟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可惜我才薄识寡，不及邹阳；又不比他慷慨倜傥，有逢凶化吉之功，只好微仰着头，看着西汉群星闪耀的天空，歌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伊唐于一芥斋

鲜为人知的中苏海军冲突——三江口海战

史海钩沉 倪海宁／文
　　
　　１９２８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后，其子张学良继承了统治地位，不久宣布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随后中苏关系趋于恶化，１９２９年７月初，张学良宣布收回“中俄共管”的中东路的经营权，并驱逐数名苏方人员。中东路是沙俄侵华的产物，西起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１９００年建成后一直由俄国人负责营运。１７日，苏俄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并陈重兵于边境地区。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早５时，苏军出动飞机２５架、坦克４０余辆，配合骑兵８００余名、步兵３０００余人，向同江地区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苏海军阿穆 尔河区舰队则从黑龙江（苏称阿穆尔河）江面提供支援，并袭击中国东北江防舰队，从而爆发了著名的三江口海战（同江城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与乌苏里江江的汇合 处，故又名三江口）。
　　
　　当时，苏方参战舰艇共９艘，旗舰为“雪尔诺夫”号。中方迎战兵力为“利捷”（旗舰）、“利绥”、“江亨”等６艘浅水炮舰和“东乙”武装驳船，由“江亨”舰长尹祚干代理指挥。
　　
　 　苏方在兵力和装备上明显占优，且取主动进攻态势。但中方事先将装备有２门大炮的“东乙”号隐蔽在芦苇浅滩中。战事一启，“东乙”即发炮攻击苏军旗舰。苏 军“雪尔诺夫”号当即被击中（中方称苏军司令、参谋长、旗舰舰长等多人当场阵亡，但未得到苏方资料证实），不久即沉没。
　　
　　上午９时苏军飞机加入战场，战局马上改观。中方５舰相继被击沉和自沉，“江亨”、“利绥”受重伤逃往富锦。午后３时，同江县城失守。
　　
　　在三江口战役中，东北江防舰队伤亡３００余人，舰艇几乎全部损失，东北军的同江守军伤亡５００多人。苏方飞机被击落２架，军舰被击沉３艘，伤亡７００余人。
　　
　 　三江口战役只是１９２９年中国与苏俄“中东路事变”中的一次战役，其他在满洲里、海拉尔等地区均有激战发生。在这次边境冲突中，中国东北军在苏军的大规 模进攻下损失惨重，阵亡多达８０００人。１２月底，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中方全面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的条 件，中东路事变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把中东路管理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海钩沉:进攻日本本土 一场没有下成的"暴雨"

美军曾制订了一个代号为“暴雨”的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规模超过诺曼底登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彻底打败日本，曾制订了一个代号为“暴雨”的直接进攻日本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由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未付诸实施。否则，它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

1945 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使得美英以及其他盟国能够腾出手来，集中精锐部队共同对付日本。6月底，美军经过几个星期的血战，攻占了护卫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防御 屏障——冲绳岛，为直接进攻日本作好了准备。与此同时，美国海空军已对日本本土实施了数月的战略轰炸和封锁，使得日本国内战争资源濒临枯竭。综合衡量，日 本已无力再战，除了投降没有其他出路。但大多数日本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仍决心拼死一战，顽抗到底。在他们看来，就是老百姓全死光，也比无条件投降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在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上发生了分歧。有的主张继续进行战略轰炸，用160万吨炸弹迫使日本投降；有的坚持海上封锁，切 断维系日本经济命脉的原材料来源，以此促成日本投降；而马歇尔和麦克阿瑟将军却认为在有限的时间内，迫使日本投降，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进攻日本本土。最后， 参联会选择了马歇尔将军的建议，制订了一个代号为“暴雨”的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

开入日本东京湾的美军战列舰

“暴 雨”计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代号为“奥林匹克”，计划于1945年11月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岛实施两栖登陆，目的是建立海空军基地，支援以后的作战行 动。准备执行“奥林匹克”计划的是美第6集团军，辖11个陆军师和3个海军陆战师，共33万多人。此外，还有大量海军舰船，其兵力规模比诺曼底登陆的规模 还大。第二部分代号为“皇冠”，定于1946年3月1日在本州岛靠近东京的关东平原实施第二次大规模登陆作战。用于执行第二步“皇冠”计划的兵力是2个集 团军，外加14个师的预备力量，兵力规模更大。

对于美军准备实施的大规模登陆作战，日本军方也大体上作出了正确判断，并作了有针对性的 军事部署。日本军方声称一亿国民宁可玉碎，决心拼死一战，首先准备用自杀飞机和舰船攻击美海军舰队，阻止美海军输送两栖登陆部队。这些空中和海上的“神 风”突击队共有1万多架飞机、60多艘潜艇、2000艘快船、数艘袖珍潜艇以及大量人操鱼雷、手持地雷等。一旦美军登陆，日本军方将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力 量在本土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战，甚至把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妇女、儿童也动员起来，随时准备与美军进行自杀性作战。

就在双方都在为这最后的 殊死搏斗准备的时候，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945年7月16日，美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这两 座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30多万人伤亡。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万人的苏军越过中苏边界，横扫日本关东军。这一切彻底击溃了日本人的心理防线， 促使日本天皇作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因此，“暴雨”计划失去作用，未付诸实施。但可以想象，若“暴雨”果真降临日本本土，其规模将是空前的，双方付出的代 价也将是巨大的。

甲午海战中方伯谦临阵退缩被斩原是冤案

(博讯2006年6月23日) （博讯编者按：博讯在2000年曾收到方伯谦的孙女从英国发来的文章，大意是其祖父被冤枉。据称已经向中国有关方面反映多次。博讯早期的文稿文件管理零碎，至今没有找到该稿件。）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中方北洋水师济远号装甲巡洋舰管带（舰长）方伯谦，是唯一参加过两次甲午海战的管带。光绪20年（1894）6月23日的丰岛 海战，济远舰以一敌三，管带方伯谦曾得到清廷的传旨嘉奖。但是，同年8月18日的黄海海战（大东沟海战）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却以逃军罪被杀。200多年 来，人们一直沿袭当年清廷的说法，把方伯谦定位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国家败类。甚至把他说成是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战败的罪魁祸首，殊不知这都上了李鸿 章、丁汝昌的当。因为纵观甲午海战的历史档案和资料，稍有头脑之人，略加分析，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方伯谦案纯属冤案。

首先，处决方伯谦的过程本身就带有蹊跷：

光绪20年（1894）8月25日清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口黄金山脚下被处决，宣布的三条罪状是方伯谦在大东沟海战中“临阵退缩，首先逃回”， “牵乱船伍”，“撞伤扬威”。没有审讯，没有调查取证，没有本人口供和画押，没有任何证据就突然宣布死刑并且立即行刑，甚至连刽子手也不敢使用（唯恐遭到 主管官吏的诘问），丁汝昌便急命亲兵将方伯谦上衣剥净，拔出自己的佩刀交亲兵去执行斩刑。方伯谦是副将，在武臣中属高级官员。如此处决一员副将，实为明清 以来所仅见。

第二，从当时的有关电稿看，方伯谦案属李鸿章和丁汝昌联袂制造：

1、光绪20年（1894）8月20日丑刻，济远舰打完了海战回到旅顺，方伯谦上岸后即向水陆营务总办龚照玙叙述了海战的大致经过和舰队损失信 况，并报告了济远号人员军舰伤损情况。龚照玙于卯时致电李鸿章，紧急报告了这条最初的关于大东沟海战和济远号人舰伤损状况的消息，这是海战后的第一封加急 电报：

“旅顺龚照玙效卯急电：丑刻，济远回旅，据称，昨上午十一点钟，我军十一舰在大东沟外遇日船十二只，彼此开炮，先将彼队冲散，但见击沉敌船四只， 我军定远头桅折，致远被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四舰时已不见。该轮阵亡七人，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等语，刻下胜 负不知，候有确闻再续禀云。”

“效卯急电”尽管是龚照玙简单转述方伯谦报告的海战情况，却清楚地告诉了三个事实：（1）开战不久，定远头桅折；（2）济远参战在3小时以上； （3）济远舰受了重伤，炮械全部毁坏，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收到效卯急电后，没有按常规立即上奏光绪皇帝，而是进行了蓄意扣 押。

2、光绪20年（1894）8月20日中午，李鸿章接到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战况：

“丁汝昌旅顺效巳电：昨日在大东沟外，十二点与日船开仗，五点半停战。我军“致远”沉，“经远”火，或“超勇”或“杨威”一火一驶山边，烟雾中望 不分明，刻暂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平远、广甲、广丙、镇中、镇南并两雷艇回旅，尚有两艇未回，济远亦回旅。当然时，我军先十船，因平、丙、中、南四船 在港护运未赶上，后该船均到助战。日军十一舰，各员均见击沉彼三船。日船快，炮亦快，且多，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我军 各船伤亡并各船受伤轻重速查再电禀云。鸿查比战甚恶，饬将各船被击伤损处赶紧入坞修理，并防日船深入。未回者设法寻觅。请代奏。”

丁汝昌在效巳电中，正确的指出了失利的部分原因：“日船快，炮亦快，且多。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这里应该注 意的事，电文中没有一字涉及方伯谦逃跑问题。此时天津、旅顺间尚有数封电报往来，也无片语只字提及济远舰逃回。而且，李鸿章上奏此电时，仍没有附奏效卯急 电。

3、光绪20年（1894）8月20日申刻，李鸿章所寄丁汝昌回电文中称“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并有“我为汝危之”等警告。第二天丁汝昌即致电李鸿章，称伤请假，一为抵挡舆论压力，二为秘密准备海战报告。

4、光绪20年（1894）8月23日，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丁汝昌的海战报告出笼。报告中隐去了敌强我弱，北洋舰队开战伊始直至终战没有统一指挥 这两个主要致败原因，一反效巳电所云，突然提出济远舰首先逃回问题，并且把战败责任全部推到方伯谦头上。报告诬称：“当酣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 带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船观望星散，日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扬威舱内火起，又为济远拦腰碰坏，亦驶至浅处焚没……乃济远首先退避，将 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警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接电后，立即转译署并乞代奏，并在文中加上：“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 法，以肃军纪”之语。至此，方伯谦必死无疑了。

5、依照黄海海战中致远、经远的沉没时间、济远返港时间和海战终止时间等情况分析，方伯谦不仅无罪，反而是始终拖住日本联合舰队的精华——第一游击队的功臣。结论必然是济远没有在致远沉没后首先逃走，该舰与主力是同时脱离日舰，终止战斗行动的。

根据以上情况，所谓方伯谦临阵退缩纯属丁汝昌在李鸿章授意下制造的一起冤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丁、李二人自己开脱罪责，同时也是在为光绪帝和 慈禧太后开脱罪责。黄海海战使北洋水师受到重创，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要追究丁、李，因为一个在前线指挥，一个在后方部署。正因为有了方伯谦的临阵退缩当 挡箭牌，才使此二人避过了一场大难，仅受到一点“薄惩”而已。(博讯 boxun.com)